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发生了怎样的演变

从理论上说，经济全球化是工业化的必然趋势，但工业化与全球化也并非完美无缺，在其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总是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现象，人类为此也难免付出各种代价，有些代价还可能相当沉重。因此，“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从来就是全球化的伴生现象。中国工业化走的是一条具有特色的道路。21世纪初，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结果是因此而深受全球化之益，经济高速增长，生产能力大幅扩张，国际地位迅速提高，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了比肩之势。

此时，一些曾经的自由贸易主张国和全球化规则主导国反而开始犹豫了，感觉自己是否走得有些“过头”了。于是全球化新时代出现了一个很奇特的现象，一些发达国家出现了“逆全球化”主张，甚至在一些领域实行反全球化政策。当然，这里所说的“一些发达国家”，准确地说是发达国家中的一些人，这些人的主张开始对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政策产生重要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现象不仅表现在产业竞争和国际贸易的局部领域，而是发展到公开扯起反全球化的旗帜，并且还能得到国内许多民众的支持，甚至成为实际政策。

我们仅仅将发达国家出现的“逆全球化”现象视为民粹主义抬头，是不够的。其实，这一现象有其深刻的经济根源，即当代世界产业结构及国际竞争力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技术水平，尽管在总体上还处于同美国等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的状况，但是综合竞争力已经有了极大提升。特别是，由于国际产业转移所导致的发达国家产业生态的高端专业化，反而削弱了其产业丰厚度，即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减弱；而中国尽管在产业的高端技术上还不是太强，但产业的丰厚度大大增强，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和配套性非常强大，所以，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很大优势。另一种情况是，由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所导致的对国家治理能力的挑战，例如移民以及同其有关联的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等，也使发达国家对经济全球化产生难以承受其社会压力的困惑，因而倾向于“逆全球化”之策，来应对所面临的巨大风险。当然，之所以出此招，也有其为难之处，即如何在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演变的新态势下使本国产业仍能占据有利位置，以及如何在全球化新时代进行有效的国家经济和社会治理，以至全球治理。这些问题都值得引起我们高度重视。

中国产业转型升级要有哪些新思维

在全球化新时代的世界产业竞争力格局新态势下，中国也面临着同其他国家相类似的两大课题：通过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竞争力和进行有效的市场经济秩序治理，以引导经济发展在市场机制调节下，走向合意的方向。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各种要素的可迁移性大大提高，任何企业、地区和国家，都要采取有效方式，来应对要素的高迁移性，尤其是人力资源的高迁移性。当然，要素的高迁移性也会进一步提高企业在国家和地区间的迁移性。通俗地说就是：一国及各地区如何确定自己在全球化产业链中的位置，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可以配置于其他国家或其他地区？哪些产业或产业环节应该扎根于本国或本地区？所以，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怎样实现产业根植：即如何发展具有本国根基或地区根基的产业？应对这一问题，需要有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的全球化新思维。这一问题在中国当前的产业转型升级中，正表现得越来越突出。

第一，技术创新可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拓展工业化空间。那么，技术创新的方向是什么？不仅仅是用新产业替代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技术产业，而且，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是，实现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用高技术支撑和改进传统产业。欧洲在规划其制造业发展方向时，所提出的第一个“超越目前在资源效率和再工业化方面的现有边界的方式”就是“重视所谓的低技术制造业”，而且要让制造业重新回归城市环境，用高技术把传统优势产业升级为情感工厂。

第二，产业升级不仅是技术升级，更重要的是劳动适应，更有效地实现就业结构变革与人力资源国际配置。在经济全球化新时代，劳动力资源的变迁性大大提高，越来越多的劳动者特别是高素质劳动者遵循“良禽择木而栖”的就业方式，企业必须学会雇用和管理具有较强变迁性的人力资源；同时，劳动者的技能转换同产业技术的变化并非相同周期，在工业技术变革较快的时期，产业技术升级的周期往往显著快于劳动者的技能升级或转换的周期，相对于产业技术变迁，这类劳动者具有强的职业黏性，即从原有职业技能转为新的职业技能的“惰性”。这也是一些发达国家产生“逆全球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一些劳动者的职业技能难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而利益受损。所以，在经济全球化新形势下，如何更好地发挥各类人力资源的作用，是一个重大战略性问题和具有高度政策技巧性的课题。

第三，在全球化新时代，企业家也必须有新思维。从一定意义上说，产业转型升级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问题是企业家的升级，即素质提升。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产业转型升级主要是在众多企业家的带领下实现的。企业家以什么理念办企业，以什么方式获取利润，决定了产业发展的方向。企业家的时间眼界更决定了中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前景，如果更多的企业家都注重于获取短期利润，一心想“赚快钱”，那么，产业就难有真正的核心技术积累。产业核心技术的形成无不是企业家创新“耐心”的产物，没有执着的“耐心”，就难以形成真正具有中国根基的产业。

第四，产业转型升级的企业或企业家“耐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与政策环境。市场经济是需要有效治理的经济，只有精心构建治理体系，才能引导产业转型升级的正确方向。当然，构建有效治理体系，并不是抑制市场发挥作用，相反，是要更有效地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更不是要政府代替市场，相反，是要通过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治理得更完善的市场机制来决定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和技术路线。特别是，在全球化新时代，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层出不穷，需要有新规则、新秩序与之相适应。我们看到，在有些高技术产业领域，例如信息技术（信息安全）、智能制造（机器人）、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领域，已经出现了许多必须进行新的法律规范以保证其健康发展的问题。尤其是在大量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领域，市场竞争出现了许多从未有过的现象，需要引起社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

文章来源：中国中小企业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金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