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微观-宏观范式所描述的那个抽象世界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而域类存在才是现实经济的基本质态，所有经济体都是受到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深刻影响的域类存在体，任何现实经济现象都是域观现象。

经济学只有致力于识别和发现体现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共性及个性所具有的现实质态，才能是科学。将经济现象视为“域观”现象和“域际”关系，就可以大大增强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拓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这样的经济学才能够“接地气”。

经济学是一门有用的科学吗？回答似乎是肯定的和无异议的，而且，经济学还不断地拓展其应用的领域，“侵入”其他学科，甚至被戏称为“经济学帝国主义”。其实，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真正深刻理解经济学的经济学家们回答这一问题时心中恐怕没有十足底气，他们知道，按照现有的主流范式，经济学不仅缺乏科学解释力，而且，其预测力也非常有限。经济学真正擅长的是在抽象的“假设”世界中纸上谈兵。其论文可以写得精致高深，但却往往与现实距离遥远。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经济学是基于科学发现还是基于抽象假设？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提到，他非常赞同一位读者对《资本论》的评论，这位评论者说：“在马克思看来，只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那就是发现他所研究的那些现象的规律。”同时，马克思也是力图用“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的叙述方法来呈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人。前者是一个基于科学发现的体系，后者是一个从假设出发而进行演绎逻辑推论的表达结构。可以说，前者是经济学的科学实质，而后者是经济学的科学形式。但是，当经济学发展为所谓“现代经济学”的时候，却同科学发现的实质渐行渐远，而假设-推演的形式化结构越来越居主导地位。

经济学如果算作是一门科学，那么，它理应同其他科学学科一样，其使命是发现和解释世界现象的规律，由于经济学研究社会现象，因而必须坚持史观范式承诺。但从19世纪末以来，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范式，遵循的却是假设-推演范式承诺，所刻画出的是一个形式精美而没有历史过程的抽象图景，而且还以为那是其科学性的表现，既具有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也可以实现方法的计量化。

中国当代经济学体系的演化受到上述微观-宏观范式思维的强烈影响。按照这一经济学范式，假定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均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只要让其自主决策、自由交易，就必然会倾向于达到局部均衡，以致全局性的均衡状态。即使我们所观察到的现实经济并非如此，但坚持微观-宏观范式承诺的经济学家仍然认定（假定），自由市场经济一定会趋向于达到经济理论所假想的均衡状态。即使发生意外的偏离均衡现象，也可以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控来达到平衡，且能实现“充分就业”目标。

当这样的范式结构成为如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托马斯·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后，经济学研究就变得总是致力于“似乎是强把自然塞进一个由范式提供的已经制成且相当坚实的盒子里。”而不再是努力发现新的现象和规律。经济学的“高深”研究成果就变得力图从基于假设的“建模”，通过“推演”而获得“结论”，似乎还可以“验证”，其实，“结论”中的“发现”已经包含在“假设”之中。而当真的需要观察和研究现实经济和解决问题时，经济学的微观-宏观范式却显得既缺乏可应用性，也缺乏预测力，连重大经济危机也往往无法预见。这样的经济学真的可以自诩为有用的科学和社会科学“皇冠上的宝石”吗？

进行范式变革才能实现经济学的科学发现使命

经济学的上述微观-宏观范式实际上是试图构建一条捷径，直接通向一个完美世界：均衡、最优、充分就业、福利最大化等经济表现，都可以存在于一个逻辑自洽的学术体系中。而且可以用非常精确、没有意涵歧义的数学方式进行定义、推导和描述。但是，这毕竟是一个假设的世界，它越“高级”，越具有形式的精致性，就离现实世界越远：似乎进入了“殿堂”，却不再关注现实。

不过，这显然不符合人们对经济学应肩负“经世济民”使命的期望。微观-宏观范式在学术发展过程中虽有其重要贡献，但也削弱了经济学发现规律的科学性。所以，必须进行范式变革，才能实现经济学的科学使命。美国著名学者托马斯·库恩说：“科学发现既是范式变化的原因，又是范式变化的结果。”“范式是一个成熟的科学共同体在某段时间内所认可的研究方法、问题领域和解题标准的源头活水。”这就是说：新的重大科学发现会导致学科范式的变化，而学科范式的变化，会为科学研究开辟广阔的新天地。

只要我们观察现实经济，就无时无刻不能否认，微观-宏观范式所描述的那个抽象世界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而域类存在才是现实经济的基本质态，即在经特定历史过程而形成的制度条件和文化习俗中，由不同行为特征的人群所构成的经济空间，并不是一个如空盒子般的无差异匀质空间，而是具有强烈而稳固的域态差异，所有经济体都是受到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深刻影响的域类存在体，任何现实经济现象都是域观现象，在现实经济中，人的经济理性都会具有内在的域观基因密码。纯粹的经济动机实际上是不现实的。

按照这样的范式承诺，经济学将看到另一个世界：现实的研究对象都是既有共性也有个性的“复杂体”，形成分域集合的各种“域类”。经济学只有致力于识别和发现体现经济学研究对象的共性及个性所具有的现实质态，才能是科学。总之，将经济现象视为“域观”现象和“域际”关系，就可以大大增强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拓展经济学的研究空间，这样的经济学才能够“接地气”。

域观范式是经济学发挥参与功能的学理基础

人类之所以需要经济学，是因为其具有参与性，即能够发现规律和解决问题。但从十九世纪末“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流地位以来，经济学的底层逻辑却是：自由市场经济无需其他力量（特别是政府）的参与，就可以自行到达（至少是趋向于）均衡和实现福利最大化。即使后来加入了宏观经济学，形成微观-宏观范式的所谓“新古典综合”体系，也没有改变其非参与性的基本倾向。所以，凡需要经济学发挥参与作用，即进入“应用经济学”领域，就不得不离开微观-宏观范式框架，而进入域观范式领域。

马克思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我们称之为“关系存在”问题，即人与人之间关系所表现出的经济现象。就经济学的观察和研究对象而言，人与人的关系存在主要有三种质态：域内关系、域际关系和域中之域关系。因而在现实中，经济体都是域观主体，它们都存在于特定的域境中，具有显著的自身特色。例如，对企业而言，存在“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等不同的域类，而且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中也存在具有不同目标和行为取向的企业域类，每个域类都有基于行为规则和价值文化形成的域类质态。再如，各个国家或各区域中，由于各自历史文化特质和行为规则（习俗）特性，其经济主体和经济现象均具有显著的域类质态，表现为极具特色的经济关系和行为倾向。因此，不同国家或区域的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必然表现出不同特色。例如，中国经济的东、中、西差异以及南、北差异，均受其各自文化价值和行为规则的域差异影响。同样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安排，在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结果表现，域观基因密码在其中发挥着重要而深刻的作用。

既然经济体是分域类而存在的，而且各域类的质态是有显著差异的，那么，必然会发生域类之间的复杂关系，即不同域类之间的交互行为和域际现象。例如，国有企业同私有企业之间或不同区域间的交互行为和现象。国际经济更是如此，例如，美国是一个低储蓄国家，中国却是高储蓄国家，这不是由单纯的经济理性所决定或能解释的，而是与两国不同的价值文化和制度形态所导致的域观质态差异有莫大联系，所以，中美经济特点突出、差异较大，同时域际关系也表现出较为复杂的状态。

现实经济中域观关系的复杂性，不仅表现为不同域类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也表现为域观现象的多层次性。各类经济体，按不同的域类划分标准，形成重重叠叠的域观世界。不同的域类，不仅经济理性被嵌入到文化观念和制度规则中，而且理性、文化和制度因素间的相依关系使得经济体的域观现象深度交织，浑然一体。

基于上述域观范式的思维框架，在对经济体及其主要行为特征进行有效识别的前提下，经济学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分析评价功能，增强现实解释力，从而发挥其参与性功能，即提出应对和解决现实问题的主张和方案。这样，经济学就可以克服传统范式承诺下，基于“假设世界”的经济理论与必须“观察世界”的经济需要之间“两张皮”的矛盾，经济学家才能在更宽的维度上运用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解释现实和参与经济决策。

现代经济学在中国形成气候，实际上最多不过30-40年的时间，在中国各高校所设立的经济学课程体系和学术内容，大量是从西方国家引入的，具有明显的模仿性。迄今为止，在中国经济学体系中，不仅一级学科“应用经济学”所辖各分支（二级、三级）学科大多以微观-宏观范式为基础，而且另一个一级学科“理论经济学”中的有些学科也默认这一学术范式，所以，微观-宏观范式实际上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最具广泛影响力和渗透性的思维逻辑的“影子”基础，可以说很大程度上该范式已成为中国经济学体系的默认范式，甚至在党和政府的语境中也占有相当高的话语地位。其实，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在西方国家都已经受到多方面的质疑和批评，在中国更表现出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变革范式，还经济学以科学之本色，是中国经济学界进行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而当我们引入域观范式后，实际上也就是经济学史观范式的复兴，特别是，以史观范式主导的政治经济学可以同整个经济学（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体系衔接融通，因而经济学范式结构的变革将沿着史观、微观、宏观、域观的方向演进，形成更具科学性的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

文章来源：深圳特区报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郑州大学商学院院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会长 金碚